中国已是倒T形社会,80%的人口,即城市贫民和农民的财富总值,可能不到家庭总资产的5%。这种可怕的社会结构,竟然发生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。如果仅仅从工资收入来看,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之大的差距。
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说法,他本人作为一个正部级干部,月收入不过一万元,而手下的处级干部,月收入不过四千元。
以如此工薪能力,如果想在工作单位附近买进一套符合中等收入阶层的住宅,几乎是痴人说梦。可是,现实并非如此。多数官员仍住在不错的市中心的房子里。
同样,在中国,如果投资者想买进股票,则一定比其它市场贵上很多。中移动在香港发行时,股价不过1.7元港元附近,可是,A股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进时,开盘价是48.6元,这是明显的对二级市场散户投资者的歧视。
更让人奇怪的是,当普通老百姓想贷款时,利率总是较高,而且,求贷无门。这在美国不可想像,因为美国是银行拼命给穷人放款,政府还特地为此设立专门款项,鼓励银行实现“居者有其屋”。尽管现在美国的房市泡沫破灭,可是,消费者可以享受每平方7500元人民币的房子。一套二手单体楼宇价格不到18万美元。
相反,老百姓存款利率总是特别低,比民间的地下的存款利率低很多。农民卖地价格特别低,农民工进城租房价格却是特别高,农民的子弟如果上完大学,想在城市买房,则压力比可以啃老的城市子弟大太多。这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,因为他们的大学生啃老的概率太低。
总之,居民买进的资产总是特别贵,卖出的资产则是特别便宜。在一级市场股票价格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、土地价格和房市价格、以及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剪刀差,造成了中国的三大神话,一是新股不败,二是房价必涨,三是央行万能。
简单地说,三者都在透支政府信用,是政府通过控制供给来制造剪刀差,看上去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,实际上却是牺牲消费者利益,最大限度地资本家的利益。从本质上来说,最近30年财富分配迅速步入畸形,与这三大神话有直接的关系。即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,工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。这种父爱主义在资产价格上的支配权力一旦失控,很容易导致民众信心的丧失。
没有一种权力的使用没有极限,在资产价格上更是如此。因为无论是土地、环境、人口、医疗还是养老以及国际格局,都不容许三大神话继续偏向资本家。未来十年,资产泡沫一个一个地破。
在《开国大典》中,我们看到大量演员竟然是非中国大陆国籍。如果这在一个幸福指数和信任指数较高的国度,一定是难解之谜,一定是国民反思的重点。演员还只是这种社会的小角色,真正的大人物,如资本家、官僚以及一些利益阶层的上流,他们的下一代有不少在海外生活,有的甚至是国籍身份已变。
如果国家有一天公示政府官员和其直系家属的财产,我们会发现,不少官员非常贫困,但是,其妻子儿女却很有钱。
政府透支信用,如果没有惠泽信任他的最大多数的底层民众,让他们充满希望、感觉快乐,结果却是为移民者提供了最好的降落伞,后果会是怎样?
如果社会出现下一现象越来越普遍——“有权的裸官不裸权利,有钱的移民不移暴利”,会不会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演绎到极限才罢休?难道真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大戏内容的全部,而下半部“共同致富”则难见续篇?
温总理最近表示,宁可少上项目,也要挤出钱搞好“新农保”。这话相信大多数民众都赞成,甚至一些精英和富裕阶层也不反对。可是,当各地政府进入财政预算时,有多大决心实施这一不会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民心工程呢?而那些美化、亮化和绿化工程,不但见效快,还有灰色租金可寻,甚至还能顺带提升资产泡沫,尤其是土地价格,从而充实财政,掌权者哪有不偏好的?
在民众意见不能通过类似西方的选举制度来实施时,最好的办法,是将民众满意度纳入官员选拔制度,在就业、居民工资收入水平、信访等社情民意关键问题,以及社保、环保等绿色GDP上增加权重,甚至是一票否决权。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轮子一起高速向前,国家发展才能更稳定。
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的出去~
能准备判断是否是机会,已经是牛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