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已是倒T形社会，80%的人口，即城市贫民和农民的财富总值，可能不到家庭总资产的5%。这种可怕的社会结构，竟然发生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。如果仅仅从工资收入来看，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之大的差距。
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说法，他本人作为一个正部级干部，月收入不过一万元，而手下的处级干部，月收入不过四千元。
以如此工薪能力，如果想在工作单位附近买进一套符合中等收入阶层的住宅，几乎是痴人说梦。可是，现实并非如此。多数官员仍住在不错的市中心的房子里。
同样，在中国，如果投资者想买进股票，则一定比其它市场贵上很多。中移动在香港发行时，股价不过1.7元港元附近，可是，A股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进时，开盘价是48.6元，这是明显的对二级市场散户投资者的歧视。
更让人奇怪的是，当普通老百姓想贷款时，利率总是较高，而且，求贷无门。这在美国不可想像，因为美国是银行拼命给穷人放款，政府还特地为此设立专门款项，鼓励银行实现“居者有其屋”。尽管现在美国的房市泡沫破灭，可是，消费者可以享受每平方7500元人民币的房子。一套二手单体楼宇价格不到18万美元。
相反，老百姓存款利率总是特别低，比民间的地下的存款利率低很多。农民卖地价格特别低，农民工进城租房价格却是特别高，农民的子弟如果上完大学，想在城市买房，则压力比可以啃老的城市子弟大太多。这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，因为他们的大学生啃老的概率太低。
总之，居民买进的资产总是特别贵，卖出的资产则是特别便宜。在一级市场股票价格和二级市场股票价格、土地价格和房市价格、以及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剪刀差，造成了中国的三大神话，一是新股不败，二是房价必涨，三是央行万能。
简单地说，三者都在透支政府信用，是政府通过控制供给来制造剪刀差，看上去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，实际上却是牺牲消费者利益，最大限度地资本家的利益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最近30年财富分配迅速步入畸形，与这三大神话有直接的关系。即资产价格泡沫迅速膨胀，工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。这种父爱主义在资产价格上的支配权力一旦失控，很容易导致民众信心的丧失。
没有一种权力的使用没有极限，在资产价格上更是如此。因为无论是土地、环境、人口、医疗还是养老以及国际格局，都不容许三大神话继续偏向资本家。未来十年，资产泡沫一个一个地破。
在《开国大典》中，我们看到大量演员竟然是非中国大陆国籍。如果这在一个幸福指数和信任指数较高的国度，一定是难解之谜，一定是国民反思的重点。演员还只是这种社会的小角色，真正的大人物，如资本家、官僚以及一些利益阶层的上流，他们的下一代有不少在海外生活，有的甚至是国籍身份已变。
如果国家有一天公示政府官员和其直系家属的财产，我们会发现，不少官员非常贫困，但是，其妻子儿女却很有钱。
政府透支信用，如果没有惠泽信任他的最大多数的底层民众，让他们充满希望、感觉快乐，结果却是为移民者提供了最好的降落伞，后果会是怎样？
如果社会出现下一现象越来越普遍——“有权的裸官不裸权利，有钱的移民不移暴利”，会不会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演绎到极限才罢休？难道真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大戏内容的全部，而下半部“共同致富”则难见续篇？
温总理最近表示，宁可少上项目，也要挤出钱搞好“新农保”。这话相信大多数民众都赞成，甚至一些精英和富裕阶层也不反对。可是，当各地政府进入财政预算时，有多大决心实施这一不会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民心工程呢？而那些美化、亮化和绿化工程，不但见效快，还有灰色租金可寻，甚至还能顺带提升资产泡沫，尤其是土地价格，从而充实财政，掌权者哪有不偏好的？
在民众意见不能通过类似西方的选举制度来实施时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将民众满意度纳入官员选拔制度，在就业、居民工资收入水平、信访等社情民意关键问题，以及社保、环保等绿色GDP上增加权重，甚至是一票否决权。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轮子一起高速向前，国家发展才能更稳定。